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度，纵观历史，即便国家强大时也没有侵略别国。对于人所熟知的这一历史事实，我们还需要做更深入的解释，即历史事实背后更深层的是国防军事战略选择，这就是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防御战略。只是因应国势的强弱消长而分别采取积极防御与消极防御两种战略。国力强盛时采取积极防御战略，但依然是防御性的，而非西方历史上国强则扩张、侵略、称霸。
当中华文明中根深蒂固的防御战略在学理上被解释清楚后，我们自己就更有战略定力，也能使国际社会、大国、周边真正理解、信服我们今天“和平发展道路”的言行合一，从而尽可能在根本上消除他们的疑虑、担心。
中国历史上面对的外敌、边患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，有学者称之为“草原帝国”。对于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南下入侵，中国在战略上采取防御性的守势，长城就是据此而建。
历史上明代中后期面对的边患除了“北虏”，还有新出现的“南倭”。有意思的是，当明代面对来自东南海上倭寇的入侵时，采取的一个策略也是像在北方边境一样，在沿海修筑了海上长城。思维依然是防御性的，并没想到要去跨海讨伐日本。中国历史上对于日本独有的征讨，都由元朝发动。元朝起始作为游牧文明所具有的扩张性，并不是作为农业文明的中华文明所固有，而它后来也开始了为中华文明所化的过程。
作为防御的两种战略之一，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，中国在国势积弱时不得不采取相对消极的防御战略。当中国国势由弱而转强时，则由消极防御而转向积极防御，驱逐入侵者，恢复原有的国土。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，就是汉朝立国六十多年，到汉武帝时，一改汉初对于匈奴的和亲政策，主动出击大败匈奴，使其不再对中国形成威胁。
中国以其大国规模以及治理力、统合力总体上抵御了游牧民族、草原帝国的入侵，近代之前没有常备军的欧洲面对来自东部的游牧民族骑兵的入侵，则相对没有这种能力，也没有这么幸运，它只能另寻出路。按英国地缘政治学者麦金德的研究，欧洲从发现通往印度的好望角航路开始，转而通向海上，相当于压迫草原游牧民族的后方，从而抵消他们在东面面对的游牧民族骑兵的优势机动性威胁。由这一历史效应，西方开始了海上以致全球性的扩张、称霸。
欧洲海上帝国与欧亚大陆北方的草原帝国一样，两种文明都带有扩张特性，与作为农业文明的中华文明迥然不同。由此，我们也可以重新理解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文明意义。作为陆上大国的中国有着当时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舰队，当时东南沿海还有为数众多的中国人迁移到东南亚谋生，他们在时间上远比后来的西方列强早到东南亚，人数上也更为庞大，但不管是明王朝还是移民群体，都完全没有像后到的西方列强四处殖民。今天或许还有人惋惜，但这恰恰是中华文明的伟大之处。
中华文明强调“中道”，力量千万不能用到极致。作为《五经》之首的《周易》，以“中正”为最高原则，乾卦作为六十四卦的首卦，其最上一爻爻辞“亢龙有悔”完全是警戒之辞，正所谓“亢之为言也，知进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丧。其唯圣人乎!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唯圣人乎”。这也是中国即使在占有巨大优势时还是采取积极防御战略，而非扩展战略的哲学根源所在。如此我们也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对印度、对越南自卫反击战的深层机理。两战都是基于对方先入侵我国领土而实行，故而都以“自卫反击战”来命名，名正而言顺;同时也名副其实是“自卫还击”，中国速胜后就很快撤回自己的领土，绝不恋战，更不因获胜而占领对方领土，这完全是积极防御性战略。
今天的中国也由消极防御转向积极防御，保护自己的各种合理权益，但积极防御的本质还是防御，只是更多地着眼于加强过往相对于陆上防御而相对薄弱的海上防御。海上防御由消极防御转向积极防御，这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，既是对于固有领土的恢复，也是对于海洋权益、战略通道安全维护等合理权益的保护。
中国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，这一理论中的“和平”是应对“中国威胁论”，“崛起”是应对“中国崩溃论”。基于对过往历史与今天事实的总结，中国的“积极防御”战略中的“防御”是应对“国强必霸论”，“积极”是应对那些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的苦果的人。“积极防御战略”是中国心平气和、光明正大地向世界传达的真实声音。（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 谢茂松）
